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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历史学家都会承认，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大爆发都与战争有关，特别是在工业时代，战争是技术进步的第一动力。
虽然冷战不是战争，但是冷战对推动技术进步的贡献不亚于任何一场战争。
说白了，冷战是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是一种通过非直接战争方式进行的全面国家对抗，而科技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工业时代，科技实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效率，然后与人口、资源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而工业实力正是工业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头号指标。
如果说工业是基础，那么科技就是工业的基础。
对此，任何一名政治家都有着极为清楚的认识。
说白了，在人口总量有限、也就是劳动力有限，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工业总产量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工业生产效率，而要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就得提高科技水平，因此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科技都极为重要。
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虽然在人口规模、资源总量上，中国远远超过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九七零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超过五亿，而德意志第二帝国仅有一亿，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十倍，本土的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等资源更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数十倍。如果算上海外资源的话，差距就更加明显了。但是这些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稳操胜券，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消耗。更重要的是，这仅仅是中国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对比，如果以集团做对比的话，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中国的核心集团为东亚与东南亚，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王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而中国自身在核心集团中占的比重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比如，中国的人口数量占比为百分之六十八，国土面积占比为百分之七十四。重要战略资源占比在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之间。
相比之下，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其核心集团中占的比重就低得多了。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集团为欧洲大陆，包括北欧的挪威、东欧的俄国、南欧的希腊与巴尔干半岛地区、西欧从荷兰到西班牙、以及中欧的波兰等国。而德意志第二帝国自身在核心集团中占的比重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之间，比如其经济总量，仅占核心集团的百分之三十七。
以集团对抗的话，中国的优势还不到一倍。
显然，这个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高枕无忧。
别忘了，中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势力范围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拥有上千处军事基地与数十个盟国、以及友好国家。德意志第二帝国只是地区性大国，其主要势力范围就在欧洲大陆附近。
这就意味着，为了维持霸权。中国的消耗量比德意志第二低估高得多。
冷战爆发后，就有学者提出，中国要想维持霸主地位，综合国力必须超过德意志第二帝国两倍。
也就是说，只要低于这个限度。那么中国的霸权地位就会受到挑战。
当然，这个论断并不完全准确。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保住霸权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也印证了一句老话，即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战后，中国面对的。正是“守江山”的问题。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中国具备全球影响力。
维持这个地位，意味着中国需要拥有巨大的优势。
能够给中国带来这个优势的，也就只有科学技术了。
正是如此，中国的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科学技术，甚至专门成立了科技部。此外，中国民间也极为重视科学技术，除了企业重视科研投资之外，一些有识之士也在积极鼓励科技发展。
比如，在大战期间依靠生产特种刀具发家的江名海在一九五四年去世的时候，没有把万贯家产留给他的子女，而是把名下所有产业交给了一家信托基金，创建了“江氏科学技术发展与进步奖”，用每年的收益来奖励在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工程、数学、社会科学与经济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并且为这些领域的重大科研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其科研成果为全民共享。
虽然已经有了诺贝尔奖，但是“江名海奖”的意义更加重大。
这就是，“江名海奖”不但用来奖励已经取得成果的科学家，还用来支持那些需要资金的科研项目。
到二十世纪末，“江氏基金”的总值已经超过一千亿华元。这笔信托基金，每年都有数十亿华元的盈利，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概百分之一用来奖励科学家，其余的则全部用于资助重大科研项目。
更重要的是，“江氏基金”拥有所资助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而且中国企业几乎可以无偿获得这些知识产权的使用权。
到二十世纪末，总共有五百多家科研机构、三千多个科研项目获得了“江氏基金”的资助，有数万名科研工作者参与这些科研项目。
显然，“江氏基金”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极为显著的贡献。
只是，跟国家力量相比，民间力量就算不上什么了。
与民间力量相比，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重点扶持那些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或者是在短期内不会有收获的基础科研项目，而这些科研项目也正是私营企业最不愿意进入的领域。
说白了，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没有哪家企业愿意做亏本买卖。
问题是，几乎所有基础科研项目都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只是，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基础科学的重要性。
没有基础科学，也就绝对没有应用科学。
这就好比没有理论物理上的巨大突破，没有发现放射性原素，没有提出狭义相对论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核武器、核电站一样。基础科学必须走在应用科学的前面，才能带动科学技术进步。
也正式如此，中国政府才会重点扶持基础科研项目。
有趣的是，冷战期间的很多基础科研项目，实际上都是由军方资助的，即从军费中拨款来搞基础科研。
前面提到的电子光学成相技术，就是典型案例。
这个科研项目，从一开始就由军方主导，而且一直由军方出资。直到规模生产效应出现之后，军方才减少投资。
更有趣的是，军方资助基础科研的动机，并不是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
说白了，军方也有功利性，而且国防预算的审批非常严格，每一分钱都要花到最有用的地方。
如此一来，军方资助的科研项目，实际上都与军事应用有关。
也就是说，在冷战期间诞生的，并且对生活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新技术，在最初都只打算用在军事上，没有人考虑今后能够用在其他领域，而技术进步本身，使其具备了在民用领域应用的广泛前景。
事实也反复的证明，科学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前景更加光明。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子计算机了。
当然，严格说来，电子计算机并不是军方推动产生的新技术，而是与载人登月工程存在密切关系。
原因很简单，把电子计算机推向实用化的，正是载人登月工程。
可以说，后来出现的各种电子计算机，其前身都是中国航空航天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投资开发的那几块用来控制月球飞船的微芯片，而在做这项投资的时候，恐怕连顾祝同都没有想到，他砸到微芯片上的几千万华元会在十多年后改变整个世界，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初把人类带入信息化时代。
显然，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都得感谢顾祝同。
事实上，如果当时顾祝同稍微犹豫一下，恐怕信息时代就将离人类远去，至少会推迟数十年才能到来。
这就是，在技术评审中，微芯片技术遭到了技术专家的否决。
原因是，按照载人登月工程的进度安排，具备实用价值的微芯片不可能开发成功，因此不应该在该项目上投资。
只是，顾祝同改变了一切。
这就是，他没有采纳技术专家给出的评审建议，而是决定在微芯片领域投资，启动微芯片的研制工程。
关键就是，微芯片不但可以用在载人登月工程上，也可以用到其他军事项目上。
显然，顾祝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这种新兴技术，能够在其他军事项目上发挥作用，为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当然，几千万的投资也不算太多，刚好在顾祝同的接受范围之内。
如果当时启动项目的资金再多一点，比如超过了一亿华元，恐怕顾祝同就会采纳技术专家的建议了。